我们一直在努力

论文转刊要多久(论文一般多久就可以见刊发表)

从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成立“中国公共关系研究课题组”、《经济日报》发表社论《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公共关系》算起,专业化的公关理论研究已经走过三十年。此间,有三条主线贯通了理论建设之路:持续的理论引进与观念启蒙,构建中国特色公关理论体系,学术范式创新。与这三条主线相应,中国公关理论建设重点处理了如下三重关系:

中外公关理论、公关理论与实践、公关理论范式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在学科外部,鉴于公关实践同经济、政治、社会问题之间紧密、切近的关联,公关理论研究一直试图对中国的现代性转型——譬如启蒙与现代化、市场体制、风险社会和社会认同——做出解释和响应。

有关中国公关理论发展进路、学术史的研究成果并不丰富,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将公关理论建设纳入整体公关史进行回溯和清理,如余明阳的《中国公共关系史(1978-2007)》、吴友富的《中国公共关系20年发展报告》和孟建的《中国公共关系发展蓝皮书(2005-2006)》皆以大事记形式载录了公关理论建设中的一些标志性人物和成果;胡百精的《中国公共关系史纲(上、中、下)》还原、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关理论研究的社会和学术语境。第二类是对历史片断的专题研究,如陈先红等人的《中国大陆近十年公共关系研究实证报告》,从研究主题、视角和方法等方面评述了1994-2003年间的公关理论研究状况(陈先红,郭丽,殷卉,2005)。第三类是以时间为线索的总体回顾与描述,多为行业刊物上的专栏文章而非格式严整的学术论文,如纪华强的《中国大陆公共关系理论演绎》,该文将2005年以前的公关学术史划分为引介与阐释、探索和发展、创新与跨越等三个阶段(纪华强,2005)。本文围绕前述三条主线、三重关系和学科外部语境,从总体上讨论中国公关30年的理论建设和思想遗产。

一、理论引进与观念启蒙

中国最早的公共关系教学和研究始自民国时期,燕京大学新闻系在1934年从美国引入了“实用宣传与公共关系”、“舆论与宣传”等课程(王晓乐,2010)。随后,由于战争和政权更迭,公共关系再次作为一个学术话题进入中国,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事情了。改革开放之初,广东、北京、上海等地的一些涉外服务机构和外资合资企业设立了公关部。

1984年,广州白云山制药厂组建了第一个国有企业公关部,每年拿出1%的营业额进行“形象投资”。新兴的公关现象引起了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的注意,该所成立了国内第一个公关研究课题组。课题组负责人明安香在调研白云山制药厂后,写下了通讯《如虎添翼——记广州白云山制药厂的公共关系工作》。《经济日报》发表了这篇通讯,并配发了社论《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公共关系》。

1985年,深圳大学建立了大专层次的公关专业,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高校也开设了公关课程。各种公关培训、函授亦在此间红火起,公关理论研究和教材建设也随之提上了日程。1986年11月,明安香等人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公关著作《塑造形象的艺术:公共关系学概论》。此后,中山大学廖为建、复旦大学居延安、深圳大学熊源伟、厦门大学纪华强、国际关系学院郭惠民等人陆续出版了教材,部分教材数次再版,发行数十万册。至于著作的理论资源,或直接借鉴于西方,或来自对港台的转述。显然,当时的土本公关实践尚不足以升华为一套理论体系。

在80年代,政府和企业设立公关部门的情况并不多见,专业公关公司也只有美国伟达公司北京代表处、新华社与美国博雅公司合资的环球公关以及中法公关等少数几家。然而,自1986年起,中国掀起了一场带有全民性质的“公关热”。1989年2月,《当代》杂志发表了一篇长达4万多字的报告文学《迷人的光环》,记述了“席卷神州大地”、“猝不及防的的公关热”。“以公关为定语的社会团体或学术组织……如登陆的台风,将公关的瓢泼大雨从沿海撒向内地。现在,光省一级的公关社会组织已覆盖了半个中国。”(杨林林,柳明淑,1989) 当时的报纸上充斥着各种公关培训班的广告,一些公关讲座竟有一、两千人参加。

“公关热”有其宏观上的原因。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和知识界发起的新启蒙运动为公关知识的引进和普及提供了必要条件,譬如一定的政策空间、企业需求和社会心理基础。而在微观层面,学界和公关组织(各类公关协会、学会、研究会、俱乐部等)扮演了启蒙者、引领者角色。换言之,学界和公关组织对公关概念、观念的宣讲、启蒙,乃是制造“迷人的光环”的直接原因。那么,80年代的启蒙者到底在理论上解释了哪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便是何为公关?1989年9月,在第二届全国省市公关组织联席会议上,深圳大学余明阳和中山大学廖为建就公关的本质是“形象塑造”还是“传播管理”展开辩论,拉开了公关核心概念、基本范畴之争的序幕。除了余、廖二人,“形象说”的代表人物还有明安香、熊源伟等,居延安和纪华强等则支持“传播说”。当时流行的第三种看法是“关系说”,认为公关即组织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协调”。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中期。1994年11月,《公共关系报》发起了“关于公共关系学核心概念的讨论”,廖为建、余明阳在讨论中重申各自的“传播说”、“形象说”,上海城建学院沈志屏提出了“参与说”,安徽人民出版社李道平则主张“协调说”。郭惠民在介绍国外公关理论动态的基础上,提议不必“偏执某一说”,不妨对传播、理解、形象、关系和发展等关键词对等齐观。1

这也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公关何为?公关的功能和价值何在?

在80年代的开放、启蒙氛围下,公关话语中的关键词——公共、关系、沟通、理解、协调、形象、信任、认同和发展等,皆属迷人的概念。譬如,“公共”具有强烈的启蒙意味和现代性价值,“承载着人们对自我命运和国家前景的朦胧、浪漫的想象,知识分子和青年人相信在公共讨论中可以成就个体价值、影响国家现代化进程。”(胡百精,2013) 又如,对“形象”、“发展”的追求乃是个体和企业主体意识觉醒的必然产物:个体要求展示和实现自我,离开“越走越窄的人生道路”;最早觉醒的一批企业则渴望像白云山赞助足球队、海尔砸掉问题冰箱一样“美名扬”。在理论层面,明安香等学者将公关的功能归结为三个方面:树立良好的信誉和形象;增进内、外部公众的了解、理解和谅解;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主席安岗的视野更为宽广一些,他提出公关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民主化尝试”,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创新思想政治教育亦离不开公关的“双向交流”和“对话”观念(安岗,1992:22)。

第三个问题是公关的道德原则。在学界对西方公关思想的阐释中,有一项道德原则被反复强调,即公关之父艾维·李于1906年提出的“讲真话”原则。1987年,廖为建等人在《公共关系范畴之管见》一文中补充介绍了艾维·李提出的另一项原则——开明自利,亦即“凡有利于公众的才有利于组织”(王乐夫,廖为建,1987:8-12)。 该原则强调公关理应自利2利他,承认私利并追求互蒙其惠。1989年,余明阳藉由梳理现代公关史提出,公关其实就是一种人心操纵。他承认,人心操纵并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字眼,“是背离人类美好情愫的”。但是,公关不可避免地利用人性,理性的态度是正视它并加以规范,以应对公关对人的“异化”(余明阳,1989)。讲真话、开明自利、不滥用人性等三项原则,分别在传播、利益和价值维度为公关提供了道德基准。

总体而观,学界对于西方公关思想地图的拼接,主要是通过亲近如下几位代表人物实现的:美国的巴纳姆(P. T. Barnum)、艾维·李(IvyLee)、伯内斯(E. L. Bernays)、卡特里普(S.M.Cutlip)、格鲁尼格(J. M.Grunig),以及英国的杰夫金斯(Frank Jefkins)。其中,前三位被奉为“现代公关之父”,他们的部分演说、文章、访谈和传记在80-90年代被介绍到国内,却并无专门的理论译著。杰夫金斯的《公共关系学》、卡特里普的《有效公共关系》相继在1987年、1988年被引入。卡特里普提出了系统开放、多样共生、彼此依存等公关理念,颇有为后来的协商民主、社群主义思想掘泉引流的气象。而对中国公关学界影响最大者,当属格鲁尼格。他的情境理论、公关四模式论、卓越公关理论在90年代得到了系统译介。1993年底,青岛化工学院于里在《公共关系报》连载了他翻译的格鲁尼格的长文《美国公关研究的发展及其在传播学中的地位》。该文详细介绍了卓越公关理论的17个特征,国内学界最熟悉的便是其中的“双向均衡”——在组织与公众的互动中,应坚持沟通的双向性和权力的均衡性。格鲁尼格曾四次来华学术交流,最早一次是在1996年10月参加首届中国国际公关大会。2000年,格鲁尼格、郭惠民、廖为建共同发表了《关于公共关系学若干基本问题的国际对话(上、下)》。随后,中国学者对格鲁尼格的邀请、拜访、引介日益增多,而他本人则提醒中国同行不要迷信西方理论的“神话”和标准,“每当想到其他国家盲目模仿它时,我就感到不寒而栗。”(詹姆斯·格鲁尼格,1993) 他建议中国学界确立自己的论题和方法,比如关切中国语境下的权力均衡问题(詹姆斯·格鲁尼格,1997)。

二、构建中国特色公关理论体系

“公关热”在1989年达到了一个顶峰,此后则急转直下。当年,24集电视连续剧《公关小姐》在广东电视台热播,后被中央电视台改编重播。这部和《渴望》、《围城》一起获得“飞天奖”的电视剧使“公关”成为一个普泛的社会用语,同时也在大众想象中捆绑了它与“小姐”的关联。

事实上,职业形象危机只是新兴的中国公关所遭遇的诸多困境之一。在80年代末,以公关为名的拉关系、走后门等“庸俗关系”趋于泛滥,有偿新闻、寻租媒体权力等职业道德病症开始发作。不仅如此,数年经济疲软导致一些企业直接裁撤了公关业务,公关面临着根本性的社会需求和核心价值危机;1989年的特殊政治事件则引发了公关在中国的身份合法性危机——作为西方的“舶来品”,公关动辄言及大选、公共讨论和意见竞争,这在当时的反西化、反自由化浪潮中自然是极其可疑和危险的。

在形象、道德、社会需求、核心价值、政治认同和身份合法性危机下,公关界陷入了集体焦虑。1989年10月,《浙江日报》副总编、《公共关系报》主编童炽昌发表文章追问,“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公关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公关还有没有用?公关还搞不搞得下去?总而言之一句话:中国公关还有没有前途?”(童炽昌,1989) 这就颇有“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的味道了。在1989-1992年间,公关界发起了一场正名和寻求合法性之旅。而在理论建设上的努力,便是试图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公关理论体系。在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中,人们对中国命运展开了“古-今-中-西”四个维度的激烈讨论,其中“今”和“西”占据了优势。公关本就是西学东渐的产物,理论建设也体现出强烈的现实和西方取向。直到舶来的公关在1989年下半年后陷入重重危机,学界才开始自觉地向“古”和“中”靠拢,以期通过汲取传统文化给养、观照中国现实来增益公关的合法性。1991年12月,熊源伟和余明阳发表了《关于现代公共关系与中国文化的研究构想》一文,提出寻找现代公关与中国文化“同构与冲突”的深层机制(熊源伟,余明阳,1992)。而在熊、余表示“我们愿意把这个课题推荐给学术界”之前一个月,北京物资学院的杨洪璋、狄姚馨就出版了十余万言的《中国传统公共关系初探》。作者在前言中说,西方意识形态伴随改革开放渗入中国,包括公关在内的“洋货”可能参与“和平演变”。因此,对西方公共关系学“有借鉴还要有批判”,而更应建设生发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公关理论体系(杨洪璋,狄姚馨,1991:前言)。这本书筛检了先秦、汉唐、明清时代与公关相契的部分文献,并简要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建党后的公关理论和实践。

随后,探讨公关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文章持续增加,如《公共关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对构建中国公关理论体系的思考》(许斌,1994)、《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与当代中国公共关系》(杨谦,1997)、《试论儒家学说中的公关意识》(何香枝,1999)、《中华传统人学与现代公共关系的交融和回应》(郝美田,1999)等。这些研究爬梳了中国公关“自古有之”的历史证据,主张创造性地转化传统文化中的公关思想。很多研究者相信,“公共关系的哲学虽然兴起于西方,但它离东方的哲学却更近些。”(许斌,1994)

在向传统文化进军的同时,公关理论建设的另一个方向是观照中国现实,尤其是顺应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1990年3月,安岗在《公共关系》杂志上发表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共关系》,试图确立中国公关发展的指导思想。他提出,“中国的公共关系是中国社会主义生活的组成部分,它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根植于中国的土壤内生长。”(安岗,1990)从这一年起,中国公关协会召集了多届“全国公关理论研讨会”,历届主题皆紧扣主流价值和时势,如“公共关系与社会发展”、“公共关系与改革开放”、“公共关系与市场文化”。此间,中国公关协会常务副主席翟向东等人团结了一大批来自高校、公关组织和新闻媒体的公关研究者,向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公关理论体系”发起了“一次又一次冲锋”。

1992年7月,翟向东等人在山东莱芜召开了“中国公共关系特色初探”研讨会。经过五天讨论,会议概括了中国公关的“七大特色”,第一条便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第四条也强调了中国公关须以“国家、组织、公众根本利益的一致”为前提(泗人,1992)。1993年6月,“中国公共关系特色再探”研讨会在北京怀柔举行。会议重申,“中国特色”不是刻意加标签,中西公关从思想到行为、从本质到现象皆有所不同。会议精简了上一年提出的“七大特色”,将“中国公关”表述为:“社会组织通过沟通信息、协调利益、化解矛盾,理顺和改善人际、社际和国际间的各方面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章瑞华,1993) 当时,也有人质疑“特色论”:如果公关尚可称为一门科学,那么世上便只应有一种公关,勉强规定公关的“中国特色”不过是“作茧自缚”罢了(海湾,1992)。

1997年8月,中国公关协会在苏州召开学术委员会四届一次(扩大)会议。在最后的议程中,翟向东让每一个与会者用一两句话表达公关的内涵,以期得出最大共约数,统一学界对公关的认识。但由于“形象说”、“传播说”和“关系说”诸家“谁也说不服谁”,这个努力还是落空了。北京联合大学李兴国在提交给会议的文章中说:“在没有统一定义的情况下,人依然是人,水依然是水,吃斋的依然吃斋,搞公关的依然可搞公关。”(一石,1997)

如果一定要对90年代公理论研究的力量划出“门派”,那么应该包括前述传统文化取向的“复兴派”、贴近意识形态的“特色派”,此外还有致力于培育专业公关市场的第三支力量,不妨称之为“市场派”。前两派在人员构成多有交叉,皆为因应90年代初的公关合法性困境而形成,皆致力于构建“我们中国自己的”公关理论体系。在1992年以后,市场经济带来了新一轮“公关热”,缓解了公关界早前的自憎和焦虑。但是,“复兴派”、“特色派”非但没有解体,反而发起了更加自觉、进取的学术运动,努力让公关的种子在中国本土长成参天大树。如果把历史的镜头从公关这样一个“小学科”、“小行业”拉开,就会看到90年代中国在政治上新权威主义的崛起、民族主义的升温,以及表现为“国学热”的传统文化复苏。

第三派力量则契入了中国社会在90年代的另一个宏观背景——建设市场经济体制。事实上,这一派的努力也是“中国特色”的,他们希望在中国独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形成一套合法、有效的论述,以促进公关市场的发育和成熟。1994年9月,中国国际公关协会与环球公关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中国公共关系市场高级研讨会”,《中国经营报》为会议刊发了“中国公共关系市场探索”专版,这标志着中国“公共关系顾问市场的觉醒”(余明阳,2007:94)。1996年6月,中国国际公关协会再次与《中国经营报》合作推出专版,主题是《中国公关业——一个生机勃勃、亟待规范的大市场》。参与讨论的学者提出,在努力摆脱“公关小姐”的阴影后,中国公关在90年代最后几年的任务是提升专业化、市场化水平。从讨论内容看,这一派学者已然不再纠结“形象说”、“传播说”或“关系说”的分殊,转而关心如何构建中国公关的专业标准和市场理性。

三、学术共同体与学术范式创新

汪晖认为,“五四”乃是一场基于“态度同一性”的思想运动(汪晖,1989a;汪晖,1989b)。许纪霖借用了这一概念,将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亦定性为一批知识分子由于态度一致、价值认同而发起的思想运动。这种价值、态度上的一致性,一方面使共同的表达和行动成为可能,一方面也泯除了不同个体之间在理论、观念上的差异和纷争,并因此失去了一些深度讨论和融合的机会(许纪霖,罗岗等,2007:4)。汪许二人的说法同样适用于80年代的公关界:开创一个新学科、新事业的理想、激情和野心——态度上的同一性,将一批知识分子聚集、黏合为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一直延续到90年代中期。在此之前,一些概念和观念之争并未产生激烈的冲突和显著的分化;公关界拥有稳定、活跃的交流平台——全国省市公关组织联席会、全国公关理论研讨会皆为年会,每届参会者皆在百人以上,甚至可达二、三百人;另外,专业领域的“两报两刊”(《公共关系报》、《公共关系导报》、《公共关系》杂志、《公关世界》杂志)也维系着公关共同体。当时,学界、公关组织、实务界并无清晰界限,后两个群体中的很多人和学界一样热衷于公关理论研究,在会议和专业报刊上表现活跃。

及至90年代中后期,公关共同体开始走向分化。由于缺少实务界的财力支持,《公共关系导报》、《公共关系报》先后在1995年、1997年“百感交集地与公关界说再见”,《公共关系》杂志后来也停办、转刊,唯余《公关世界》杂志勉力支撑。十年前“雨后春笋般涌现”公关组织也大多走向没落,有的“只剩下一块牌子”,有的“挣扎一下仍然搞不到经费”便销声匿迹了。理论界的分化则更为明显,早前从社会学、文学等领域“半路出家”的公关研究者又退回了各自所在专业;部分公关学者在市场洪流中成为“弄潮儿”,在全国各地做报告、搞策划、办公司,“连参加公关界的会议都觉得是一种负担”,有的虽然“坚守在公关理论战线”,但由于研究视野、方法和规范上的局限,已然拿不出一篇能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了。到了2000年前后,往昔百余人乃至二三百人规模的行业会议,只余下二、三十位活跃者,而且“难得一聚”。3

以内部视角看,共同体分化的主要原因乃是公关事业建设重心的调整和转移。经过十几年的冷热、沉浮,中国公关在90年代后期已初步完成了概念引进、观念启蒙和市场化起步,发展公关产业、促进公关专业化成为必然且紧迫的议程。此中,学界和公关组织从启蒙者、“立法者”的先锋位置上退了出来,转变为智力、人才和平台支持者,亦即由引领者“降格”为服务者。对实务界而言,创业、增长、融资、上市才是优先议程。第一代创业者需要的是方向和方法,而不是公关的内涵究竟包括几个方面。以外部视角看,分化并不局限于公关界。自90年代末起,中国社会诸领域的理论界和实务界之间皆处分化状态,两厢内部也日趋多样化。市场化洪流激荡,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炽盛,此前数十年由意识形态镶嵌在一起的“整体中的个体”逐渐分化、成长为多元利益主体。从启蒙者退居为“理论工作者”,从先锋位置转向智力服务,公关学界在90年代末至2003年之前经历了一段黯淡光景。有两个现象佐证于此:一是在专业报刊关门大吉后,公关类的学术文章一时“无处发表”,新闻传播、营销管理类刊物皆不以公关为嫡系学科;二是一些大学开始关停公关课程。直到2003年“非典”爆发,人们需要公关拯救危机,而危机也拯救了公关,公关理论研究才又回暖如常。

回暖后的公关理论研究首先要回应的便是实务界所关切的方向和方法问题,这是由公关学科的应用属性所决定的。方法问题就是“怎么办”。

“非典”之后,学界在实务研究上投入较大精力,于政府公关、企业公关、非营利组织公关等领域,以及区域形象塑造、新产品上市传播、财经公关、健康传播等具体分支,甚至更加细分的新闻发言人应答技巧、企业领袖修辞、社交媒体平台维护等实践课题上推出了丰富成果。这些成果使公关理论的铺展找到了具体“下手处”,不再像启蒙阶段那般凌空蹈虚。

一些优秀的实务研究成果并未疏离基础理论——对公关而言,好的理论应该是有用的理论。在这一方面,中国人民大学涂光晋在政府公关、复旦大学孟建在软实力与国家公关、清华大学史安斌在新闻发布等领域的成果较具代表性和引领性。

再看方向问题——公关向何处去?对于方向的规划,涉及到整体性的公关学术范式创新。自“二战”以后,世界范围内的人文社会科学范式创新存在两个彼此呼应、交融的趋势,即由内容转向形式、由时间转向空间。前者使结构、关系研究在人文社科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公关领域表现为修辞(话语与叙事结构分析)流派、关系流派的兴起;后者使生态、系统、共同体、多元协商、对话理性等成为人文社科领域的关键词,并酝酿了诸如生态主义、社群主义、协商民主、对话主义等思潮,反映在公关领域便是传播、管理、关系、以及修辞诸流派的对话转向。在西方公关学界,莱丁海姆(J. A. Ledingham)、白朗宁(S. D. Bruning)、托斯、希斯和格鲁尼格等人90年代以来的研究皆体现了明显的结构主义和对话主义转向。以融合的眼光看,如是转向旨在以关系建构和多元对话范式,替代以信息传播内容设计和过程管理为核心的传统公关范式。

国内学界也注意到了公关范式的调整和创新问题。华中科技大学陈先红和中国人民大学胡百精对此做出了持续的尝试,二人皆以专著和多篇论文讨论重构公关范式的可能性。陈先红从关系视角切入,提出了公关生态学的概念,并将之拓展为一个自洽的论域:“公关生态论认为,公关在本质上成为一种‘关系居间者’,其本质属性是‘公共性’,它坚持第三方立场的中间道路,通过伦理方法,文化影响和制度改造,追求组织利益、公众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与统一,最终建立信任和谐的关系生态。”(陈先红,刘晓程,2013) 胡百精则基于对话视角,提出了公关对话范式——在对话中成就信息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

实际上,“非典”十年以来的中国社会现实印证了公关范式转向的必要性。自70年代末以来,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依托的现代性转型主导了中国社会发展,而市场体制的建立和消费文化的兴起则酝酿了利益、价值多元化的后现代性。在新世纪开元十年,中国进入了一个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并峙于同一时空语境的发展阶段。作为“现代性的后果”,风险社会、全球化时代已然到来;而作为后现代性的表征,消费社会、碎片化、反权威、去中心化同样洪流汹涌。加之政经改革不均衡、社会阶层分化严重、公民启蒙和民主训练不充分等因素,藉由多元对话、有效协商,再造社会生态和社会认同,构建转型时期的国家和社会共同体,便成为重要而切近的议程。

无疑,学术范式创新远非一时、一事之功。在这样一个既多元又融合的时代,学界、公关组织、实务界之间的对话势在必行,并应成就一个兼备“态度同一性”和“思想多样性”的共同体。从中国公关三十年理论建设的基本经验看,这一共同体至少要担负如下两个使命:

一是顺应、响应中国社会发展的宏观语境与主题,在诸如社会冲突、利益协商、价值认同、道德与信仰重构等重大问题上提出公关框架下的解释和解决方案。若无这般整体的、历史的眼光,理论就无法形成对实践的引领和超越。实际上,越是在知识碎片化的年代,理论建设越应退回到根本问题、核心逻辑和基础价值的领地。微观实务领域的理论反思、经验总结已然成为实务界的“份内事”——学界并非不可介入,而是不再拥有信息匮乏年代的知识和技术优势。

二是基于视域融合,博采跨学科资源而又纵深地拓展公关理论研究。由于公关包含了人际、群体、组织的各种沟通情境和手段,大众传播、公共讨论亦是其所擅之长,因而为多学科介入权力与话语、传者与受者、媒介与效果、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对话民主与全球化、文化与意识形态研究提供了极具综合性、代表性而又实在的观察个案。公关理论建设自身更应在多学科介入中实现主动、深度的拓展。譬如,语言学转向深刻影响、改造了最近数十年来的哲学社会科学范式;康德道德哲学的复兴主导了对话伦理研究,并为今日的公共讨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西方公关学界在最近十余年对语言学转向、康德道德哲学和对话伦理研究做出了积极响应,而中国公关学界则对此缺少必要的导入和消化。

作者:胡百精,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公共传播研究所副所长。本文是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社会转型期的危机传播与社会认同》(项目编号:12ZHB018)的研究成果。

注释 [Notes]

1.这场讨论的内容见《公共关系报》,1994年11月24日。

2.王、廖在文中并未提及艾维?李的名字,而是以“一位西方学者认为……”的方式提出开明自利原则。

3.本段引号内容皆来自笔者主持的“中国公共关系口述历史研究”。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安岗(1990).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共关系.《公共关系》,(2).

[An, Gang (1990). A study of socialistic public relation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Public Relations, (2).]

安岗(1992).《安岗公共关系论谈》.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An, Gang (1992).An Gang: on public relations. Beijing: People’s Daily Press.]

陈先红,郭丽,殷卉(2005).中国大陆近十年公共关系研究的实证报告.《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102-106.

[Chen, Xianhong, Guo, Li &Yin, Hui (2005). A quantitative comparative report on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in China in recent ten years.Journal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 102-106.]

陈先红,刘晓程(2013).专业主义的同构:生态学视野下新闻与公关的职业关系分析.《新闻大学》,(2), 98-104.

[Chen, Xianhong & Liu, Xiaocheng (2013). Isomorphism in the process ofprofessionalization:An analysis of the professional relation between journalism and public Rrelations under theView of Ecology.Journalism Bimonthly, (2), 98-104.]

詹姆斯?格鲁尼格(1993年11月11日).美国公关研究的发展及其在传播学中的地位.《公共关系报》.

[Grunig, J.E. (Nov.11, 1993). Public relations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role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Public Relations News.]

詹姆斯?格鲁尼格(1997年2月26日).美国公关研究与实务的发展趋势.《公共关系报》.

[Grunig, J.E. (Feb. 26, 1997). Trend of American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and practice.Public Relations News.]

海湾(1992年8月10日).公关,不要为“特色”所困扰.《公共关系报》.

[Hai, Wan (Aug. 10, 1992). Public relations should not be puzzled by “characteristic”.Public Relations News.]

郝美田(1999).中华传统人学与现代公共关系的交融和回应.《开封大学学报》,13(3),49-52.

[Hao, Meitian (1999).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humanities and modern public relations:Their intermingling and interaction.Journal of Kaifeng University, 13 (3), 49-52.]

何香枝(1999).试论儒家学说中的公关意识.《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3(4),17-21.

[He, Xiangzhi (1999). Discussion of the public relations awareness in the Confucian doctrine. Journal of Fuzho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13 (4), 17-21.]

胡百精(2013).新启蒙、现代化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公共关系史纲——中国现代公共关系三十年(上).《当代传播》,(4),4-9.

[Hu, Baijing (2013). New enlightenment, modernization and the history of China’s public relations in 1980s: The three decades of China’s modern public relations (I).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4), 4-9.]

纪华强(2005).中国大陆公共关系理论演绎.《国际公关》,(4),27-28.

[Ji, Huaqiang (2005). The deduction of Chinese mainland’s public relations theory. PR Magazine, (4), 27-28.]

泗人(1992年8月10日).特色,在探索中显示——中国公关特色初探研讨会综述.《公共关系报》.

[Si, Ren (Aug. 10, 1992). Characteristics displayed in exploration: A summary of the symposium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China’s PR Features.Public Relations News.]

童炽昌(1989年10月15日).对中国公关发展前途的若干思考.《公共关系报》.

[Tong, Chichang (Oct. 15, 1989). Some thoughts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ublic relations.Public Relations News.]

汪晖(1989a).预言与危机: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上).《文学评论》,(3),17-25.

[Wang, Hui (1989a). Prophecy and crisis: The enlightenment “May Fourth Movement” in Chinese modern history (I).Literary Review, (3), 17-25.]

汪晖(1989b).预言与危机: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下).《文学评论》,(4),35-86.

[Wang, Hui (1989b). Prophecy and crisis: The enlightenment “May Fourth Movement” in Chinese modern history (II).Literary Review, (4), 35-86.]

王乐夫,廖为建(1987).“公共关系”范畴归属之管见.《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8-12.

[Wang, Lefu & Liao, Weijian (1987). Some opinion on the category attribution of “public relations”.Journal of SunYatse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3), 8-12.]

王晓乐(2010).民国时期公共关系教育创建始末——中国近代公共关系教育若干史料的最新发现.《新闻与传播研究》,(6),55-60.

[Wang, Xiaole (2010).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the public relations educ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an China.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6), 55-60.]

熊源伟,余明阳(1992年12月10日).关于现代公共关系与中国文化的研究构想.《公共关系报》.

[Xiong, Yuanwei & Yu, Mingyang (Dec.10, 1992). A conception of the researches on modern public relations and Chinese culture.Public Relations News.]

许斌(1994).公共关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对构建中国公关理论体系的思考.《上海大学学报》,(1),56-59.

[Xu, Bin (1994). Public relations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Reflec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PR theory system.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 56-59.]

许纪霖,罗岗等(2007).《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Xu, Jilin & Luo, Gang (2007). Enlightenment’s disintegration: A research on the great debate in China’s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circles since the 1990’s. Changchun: Jinlin Publishing Group.]

杨洪璋,狄姚馨(1991).《中国传统公共关系初探》.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

[Yang, Hongzhang & Di, Yaoxin (1991).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China’s traditional public relations. Beijing: China material press.]

杨林林,柳明淑(1989).迷人的光环—公关热大扫瞄.《当代》,(2),134-158.

[Yang, Linlin & Liu, Mingshu (1989). The charming aura: A review of the upsurge of public relations. Dangdai Bimonthly, (2), 134-158.]

杨谦(1997).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与当代中国公共关系.《天津纺织工学院学报》,16(6),23-27.

[Yang, Qian (1997).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on the public relations in China presently.Journal of Tianji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16 (6), 23-27.]

一石(1997).为了真理——中国公关协会学术委员会四届一次(扩大)会议侧记.《公关世界》,(11),7-8.

[Yi, Shi (1997). Searching for the truth:Sidelights of the 1st session of the 4th China Public Relations Association Academic Committee Conference (Enlarged). Public Relations World, (11), 7-8.]

余明阳(1989).试论公关本质.《现代哲学》,(4),63-69.

[Yu, Mingyang (1989). On the nature of public relations.Modern Philosophy, (4), 63-69.]

余明阳(编)(2007).《中国公共关系史(1978-2007)》.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Yu, Mingyang (ed.)(2007).The history of China’s public relations (1978-2007). Shanghai: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章瑞华(1993年6月17日).公关,再探中国特色.《公共关系报》.

[Zhang, Ruihua (June 17, 1993). Public relations: Further explor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Public Relations News.]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 xiaokang360@qq.com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文章名称:《论文转刊要多久(论文一般多久就可以见刊发表)》
分享到: 更多 (0)

长征人论文网 更专业 更方便

联系我们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