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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近代史何以成其为学问?

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一代宗师罗尔纲年少时,在胡适家中当助手,他恪守学徒的本分,不领一文的薪资,让胡适颇为感动,常以“不苟且”相诱导。后来当罗尔纲有机会去清华大学教近代史,胡适爱才心切,对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中国近代史包括的内容广泛,罗当时仅仅研究了太平天国一部分,要去教人实在有些勉强;加之主事者蒋廷黻是名教授,罗无力接手,很可能站不住,反而会进退失据。

言外之意,当时的近代史尽管草创,但沟壑绝大,不能躐等,更期待罗尔纲能深藏自蓄,深挖洞广积粮缓称霸。罗对胡适的话语切记在心,所以后来的学问都以朴实著称,对于太平天国史可谓了然会心,一生学问倾心于此,终于实至名归。

罗氏《太平天国史》后来由中华书局出版,蔚为经典。后人尽管试图重写,其实要超越或许颇为困难,不仅在学识上望尘莫及,而且在气度与耐心上似已不胜往昔。

中国近代史这一学术领域,蒋廷黻提振在先,罗的同学张荫麟、吴晗等人也都在留意收罗近代史文献,稍长一些的顾颉刚也早就用心于辛亥前后史料的购置,这些学人后来主要贡献似乎不在于近代史,但都不约而同地开始注意相关资料,并进而将其整齐归拢,无疑已将其重要性提到议事议程,只是碍于抗战军兴四海播迁,很多心血都荡然无存。

就在抗战时代西迁的燕京大学研究院,陈寅恪亲自指导了石泉的硕士论文《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作为淮军要角后人的石泉,在风雨如晦之时,将陈寅恪治隋唐史之国际视野移到近代中国,“观察甲午战争前后中国内部情势演变之过程,明其所以为近代史上一转捩点之故,以求与远东国际局势之演变相表里”,进而解释清廷覆灭的根由。

此作创论的前后,蒋廷黻、陈恭禄、李剑农、郭廷以诸人的近代通史著作逐渐涌现,气象一新,不少人更是由近代史的亲历者与参与者,一变而为近代史的登坛说法者与研究者,不少感同身受之处,令人倾心。相对而言,陈寅恪作为晚清督抚后裔,加上跟清室爱恨情仇交织,害怕自己研究时动感情,所以只在晚年以《寒柳堂记梦》出之,这一刻意压制的情愫,提醒世人,当时的近代史在逐渐衍生为一门学问的同时,也在激荡无数亲历者的内心,作为学问与人生之间的解释无疑有着足够的张力。

但是其中经典依然有限,现在看来,李剑农《近百年中国政治史》、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与王信忠《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或许堪称名作,但跟陈寅恪等人的中古史研究相比其实还有不小的差距,如果检视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诸书,无疑可以发现其中的层级感与多面相是如何丰富与活络,在看似简略的叙述中,其中有一绝大的问题与结构,从种族-文化与国际连环反响的视角入手,如果不是深谙隋唐史事,很难在数万字之内对其有如此精巧的解读。更不要提陈氏晚年的《柳如是别传》,其中对于明清之际史事的勾陈,既有诗史的醇厚,又有情感的流动,还有记忆的复活,至今依然有很多不同的复述与申论,但都围绕此书而展开。

如果近代史领域有了如许的著作,那么或许就意味着近代史作为学科与学问的登场,这一步履似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方才成为现实,但真正能百读不厌的经典风起云涌时间或许更晚一些。

二、史无定法:寻找历史的主体意识

历史既是往昔,也是当下与未来,当我们开口言说之时,便是历史消逝之时。这一抽刀断水水更流的历程,提示我们此前对于历史的刻板化固态化认识,大多缘于前人有意无意的定位与区隔,这一人为的设限其实有很多值得检讨之处。

如何能将历史解放出来,而不是将历史改造成一座病梅馆,“不为人蔽不为己蔽”,可以说是寻找历史的主体意识的要害。

无论是历史研究的加法与减法,我们在逼近历史对象,往往切割了很多多余的目光,以便干净利落地进入历史的腹地,进而取走我们所要探求的历史研究之物。

不过这一过程,却很容易铸就史学家战略与战术上失误的困顿。

历史的真实有足够深广的战略纵深,需要史学家不断的探寻,好比在矿山的考掘,既有要长远的眼光以便摸清矿脉,又要有绣花针的细密功夫能将矿石条分缕析,进而成就富矿与利器。

当史学家不太在意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有意忽视历史的主体意识,在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形势之下毅然出发,无疑会铸成历史研究的歧途。

还是以陈寅恪为例,陈氏的史学论著,看似在梳理魏晋以降的中古史,背后却关联着他的整个家族史与个人史,举凡家国情怀,周游列国的学术取径,经年典藏的一颗红豆,万里风波之中的巾箱本史籍,以至于其家中悬挂的俞平伯所抄韦庄《秦妇吟》的中堂,时不时流连忘返的京剧与评弹,都可以是其史学书写的引线,一不小心就溜进了这位“教授中的教授”的思虑之中。

相对于陈氏纵横四海的求学经历,当下的史学家对于研究对象的怀想,对于历史遗迹的追访,似乎还很不够,我们对于明末三大儒如数家珍,但或许却从未踏访过黄梨洲的墓与他所注目的天一阁,顾亭林所留意的昌平山水。当我们顺着梁任公、钱宾四关于明末清初的历史叙述亦步亦趋之时,我们不仅对明末清初的痕迹甚少追访,对于梁、钱所经历的清末民初巨变与内心激荡也所知有限。

更加让人不安的是,尽管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但其实如何对待“死”以及背后那套人生态度与礼俗,趋近深深扎根于古人与近人的心灵,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人是向死而生,是当下研究者的弱项。过往的历史其实除了那种丰富性,也更多的是当下所少有的敬畏之心,“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这最后的说法无异于严重的指控,但也无异于正是当下某些学术生态的真实写照。

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时沦为“翻万卷书”与“儿童相见不相识”,对于清末民初之辈,我们既不熟知他们自幼的童蒙读物,也漠然于他们所精研的四书五经与御批通鉴纲目,对于作为他们生活方式的诗文与书法更是有些遥远,所谓论述愈是成篇累牍,愈是让人顿生在寻求意义中迷失意义的惶恐。

三、史学家的节制之美

今人对于西人所制造的知识幻象有着迷似的追求,所谓知识生产就是其中最为堪忧的一种,在茫然信从之中将鲜活的历史生扯成记忆碎片。一旦幻象成为规矩,规矩又披着西洋学问前沿的面纱,鼓噪之中,邯郸学步最终反失旧步。

这一现象的蔓延甚至成为一种忧虑,愈演愈烈之下,知识生产在劳民伤财之余,似乎对于真正的世道人心反而失去了应有的关切,史学的人文性与史学家的主体性俨然成为一种奢求。

这似乎提醒我们,当研究者像一台永动机一般不停制造历史知识之时,其实可能需要某种节制与自省。

就选题而言,仓促上马与依样画瓢,最容易产生“成果”,但也最容易沦为快消品,古人与近人的教训很多,相反,那些经过反复思考与精心准备者,往往可以留得更久。更严重的是,似乎“性之所近”成了一种借口,在轻车熟路之下,固有的路径依赖有些牢不可破。可是我们反观那些中外的优秀史学家,在成名之后,他们更愿意挑战不同类型的新题材,成功与否倒不一定,但的确让个体的史学生涯显得生机勃勃,而读者无疑也可以从中领会史家的匠心独具。

就叙述而言,一些论著问题意识与材料之间缺少足够的勾连,史料堆砌的现象似乎积重难返,尽管史学论著越来越多以致有目不暇接之感,但好读耐读者却并不太多,显然在不断追求更高更强的时候,我们的笔调显得益发漫不经心,似已缺少了那种悠游的考究。历史叙述与其说仅仅是形式问题,毋宁说是思考方式问题,当我们错过了最该磨砺自我的时候,反而选择怠惰的陈陈相因,最终错过的是形成独特叙述风格的最佳契机,当然也谈不上所谓吸引读者,进而由学风影响世风。

就关怀而言,当下研究的碎片化似乎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但却很少有人追问为什么碎片化以及如何避免碎片化,大而化之的争论之间,很难有通融的余地。粗略看来,碎片化的到来,或许跟新文化史的导入不无关联,原本期待借由这一新潮流,使得此前的历史研究更加细腻,更加流光溢彩,然而不曾想更多是眼高手低,利剑化为利刃,在反复拉扯之中沦为标签,却让此前的厚重消失殆尽。

引入新文化史等新潮流者,有可能忘记了这些潮流之中的反智倾向,贩夫走卒之流,当然很值得研究,但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其实有大关怀,E. P. 汤普森在重建工人阶级生命历程的同时,其实又企图强调文化塑造的功用,既调动了无尽的材料,又从社会关联与事件生产的现场感之中让人感受到叙事的魅力,正如《泰晤士报》评论所说,“帮助人们重新想起工人阶级在自我形成的过程中表现出的苦恼、英雄事迹和理想追求”。

新文化史的旗手娜塔莉·泽蒙·戴维斯本身就是一个生活的叛逆者,她所倾心的史学绝不仅仅是引车卖浆者流,更多是这些群体背后的社会文化逻辑,更高远者则除了揭示这些历史事实,更能将背后的心理事实拨云雾见青天。而后续研究则远远未能达到这个标尺,所以显得力不从心,美国史学研究者的“草根化”和“反智”的社会风气其实很盛,这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对于特朗普的成功不无助力,但这种助力是好是坏,其实还值得仔细分辨。

这些思路未加甄别地传到中土之后,国内利用新方法成就好研究者也有不少,但有不少研究似乎除了名号之外,并不太能够揭示背后的运行逻辑。如果新方法只是换了一种说法而已,那其实真该尝试一种“武器的批评”。

在面临如许困境之时,桐城派所倡导的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举的为学之方,似乎依然是青年历史学人的祖传秘方。其实适度沉入古典,进而返古开新,在疏通知远之中或许更利于成就独到的史学路数。

四、寻求意义之路

我们回眸数千年中国文明时,总是会给予历史以极高的赞誉,“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发达”(梁任公语)。但不曾想到了我们这一辈,史学似乎缺乏了她应有的高度,这当然不是局外人更不是少数人的责任。

在这一语境中,无论如何强调史家与史学的人文性,似乎都不过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史学危机”说,试图消解与抗争的是消费时代对于史学家生活空间的煎熬,当下的历史研究碎片化争议,则是对于史家生存空间与史家的人文性何从何去的忧虑。

我们一方面在感叹历史与历史研究越来越边缘化,一方面又有些“自甘堕落”,对于大经大脉缺乏足够的疏通,置“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古训于不顾,两造之间矛盾重重。其实唯一能化解的,就是史家“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不断反思自我的研究方式,以优秀的作品,层出不穷地重建历史记忆,那些被历史遮蔽的角度终究会重现声光。

过往历史的个体,能够发光发热者,哪怕那些凡夫俗子,都绝非泛泛之辈,能够锲入这些历史个体心灵者又岂能是泛泛之辈又怎能碌碌无为?作为知识分子的史学家的自我修养,除了手中需要珍惜的笔法,更要有勇于入世的襟怀,当一幕幕鲜活的历史呈现出来,史学家的自我修养也很可能幻化为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无疑将会形塑一个色彩斑斓的生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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