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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为什么要给审稿人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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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评议最初是怎样形成的?最早的审稿是如何进行的?随着时代的演进,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同行评议还存在哪些问题?未来将走向何方?让我们从爱因斯坦被撤稿的故事谈起。

1936年的初夏,爱因斯坦和他的助理罗森共同向《Physical Review》提交了一篇关于引力波的论文。他们认为引力波并不存在,这在当时的主流科学认知环境中引起了很大争议。文章递交六周之后,该刊主编John Torrence Tate给爱因斯坦写了回信,附上了审稿人批评意见的副本,并请爱因斯坦予以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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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这个故事已经广为流传,尤其在引力波被真正观测到以后。现代的科研人也希望他们向期刊提交的稿件能够在进入学术文献数据库之前得到阅读、指正,并进行修订。而当时的爱因斯坦并没有这个企求,实际上他对自己的论文被送去接受外部评审感到吃惊和被冒犯。在给Tate的回应中,爱因斯坦表示他和罗森已经将发表用的稿件发给期刊,但并没有授权他们在印刷前将其示予其他学者。他也没有理由对那些匿名专家的评论给出回应。这一事件甚至让爱因斯坦想将稿件另投他处。果不其然,此后他再没有给《Physical Review》投过一篇文章。

有人可能会觉得,爱因斯坦的反应是其个性的体现。他在物理学界的名望让他有底气去跳过同行评议过程。然而,仔细挖掘一下同行评议的历史就会发现,这背后有着更为复杂的故事。在1936年,同行评议审稿还并不是世界顶级学术期刊的通行惯例,对于《Physical Review》也是如此。此前爱因斯坦向该刊提交的著名论文1936 Einstein-Podolsky-Rosen (EPR),尽管提出了极具争议的反量子结论,但并没有被送去接受审稿评议。

所以在爱因斯坦收到这次匿名的批评意见后,其困惑和恼怒就不难理解了。不过在80年后的今天,同行评议已经成为一个相对固有并为人所接受的模式,广泛应用于学者需要发表论文的各个学术领域。这种巨大的转变是如何而来的呢?

期刊评审的起源

很多人都把这一切的由来指向同一个故事。1665年,皇家学会 (Royal Society) 授予学会秘书Henry Oldenburg编纂《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的权利。这可以说是世界上的首个学术期刊。Oldenburg很快意识到,针对那些他想发表的文章去征询专家意见,是一个明智之举。同行评议由此诞生,日后也成为了学术出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果真如此么?

关于这个故事,有人在1971年的一篇社会学文章中做了挖掘:Harriet Zuckerman和Robert Merton基于对《Physical Review》众多评议决定的分析,发表了“Patterns of evaluation in science: Institutionalization, structure and functions of the referee system.”直至今日,这仍是同行评议社会学的一项重要研究。在援引Oldenburg对于同行评议的提出时,Zuckerman和Merton还指出,自17世纪以来,同行评议的形式和功能基本没有发生变化。

然而,更多近期的历史调查对上述说法提出了质疑。实际上,Oldenburg在决定发表哪些文章的时候很少去咨询外部意见。他对期刊的内容牢牢掌控,以至于有时会自称为期刊的“作者”。自然,当时也不存在正式的交稿流程。Oldenburg只是把那些他自己感兴趣的,以及他觉得对读者有价值的内容拿来印刷,这包括实验论文,对其他实验的转述,近期书评,甚至还有他的个人通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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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博学大师William Whewell (1794-1866),曾于1831年提议皇家学会应收集学术报告,并在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发表。

尽管Oldenburg在学术出版历史是一位关键性人物,但他并不能算是同行评议的发明者。这项荣誉可能应该赋予英国剑桥大学的博物学家William Whewell。也正是他提出了“physicist”和“scientist”这两个词汇。1831年,Whewell向皇家学会提议集结论文报告,并出版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他认为这些报告应发表在学会的新刊,即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上面。这样即可以鼓励并丰富学术讨论,又可以为新出版物充实内容。

皇家学会采纳了Whewell征集报告的建议,但却没有广泛施行其将之印刷出版的想法。很多报告都在论文集中没了踪影,到了1830年代中期,这种模式就停止使用了。相反,学会决定将审稿人意见作为出版内容选取的主要依据,尤其是避免出现那些令期刊尴尬的东西。

在19世纪中期以前,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的审阅工作主要由两位秘书负责。一位来自物理学,一位来自生物学。他们都是学会中的知名成员,每个人都有助手帮忙处理提交到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的论文稿件。而审稿人报告则被视为机密文件,仅供学会内部使用。很多年来,提交论文的作者,无论被接收还是拒绝,都接触不到这些审稿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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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审稿人提交给学会的几则简短的手写意见。当时决定文章生死的往往是短短的几条评论。

由于作者无从获悉这些审稿意见,当时也就没有同现在“修改再提交”相当的环节。不过,学会秘书偶尔也会在印刷出版前鼓励作者重新修改他们的文章。物理学家George Gabriel Stokes作为学会现任的物理学秘书已经三十余年,他常常通过个人通信建议作者对文章进行修改。Stokes通常会对期刊审稿人有价值的评论作出解释。如果是他自己亲自审稿,他一般会将自己签署的完整报告的副本发给作者。

20世纪早期的审稿模式

在19世纪末,科研群体对审稿人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人们对学术出版物整体质量的日渐担忧,审稿人不再只发挥维护科学学会或刊物声誉的作用。相反,他们逐渐被视为保护整个学术出版物名誉和可信性的角色,阻止“污物流入科学的纯净水流之中”。

到20世纪初,审稿流程几乎已经被应用到整个英语世界的学术圈中。理论上讲,这种流程覆盖范围很广,但实际操作上,审稿人自身还是倾向把工作限于顶尖学者的小圈子内。所以,20世纪早期的审稿流程和当今学术期刊普遍施行的程序相比,还不太正式,而且作者也常常看不到审稿意见。

以Physical Review为例,审稿人知道期刊编辑会给作者解释他们的评论,所以经常提交简短、非正式,甚至偶尔具有挖苦性的审稿意见。那位给爱因斯坦的论文提意见的Howard P. Robertson (1903-1961) 作为审稿人曾对一篇论文提出建议:“如果能用隐形墨水来写就更好了。”直到1935年,Physical Review才向审稿人发出一次关于论文的标准调查问卷。到了1960年代,适用所有论文稿件的系统性审稿流程才成为一项正式制度。

对于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出版商来说,在冷战以前,他们都很少采用系统的审稿流程。确实,像Philosophical Magazine或者Nature这样的巨头,都倾向把编辑决议放在内部完成。这样做的优势就是快速出版,而且很多这种期刊都由雄心勃勃的编辑掌管,他们认为在决定一篇论文的好坏时,没有必要去征求那可靠的小专家圈子以外人员的意见。

同样地,很多英语世界之外的主流期刊也非常依靠编辑的判断来决定内容的选取。这些期刊常常会请一些国家级知名学者帮助他们工作。比如,马克思·普朗克就是重要物理学期刊Annalen der Physik编委会的长期成员。无论是否有外部意见,物理学家们都很少会质疑普朗克的判断力。

资助机构的外部评审和期刊审稿比较相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像洛克菲勒基金会这样的私人资助机构通常会让中间管理人负责资金的决定。这些机构和政府或学会都有一定联系,更倾向于采用外部评审,不过其具体流程并不统一。在冷战前夕,那些不实行评审或者让编辑和基金会领导掌握生杀大权的期刊或资金机构已经不再多见。因为这种模式不够科学,也越发不被信赖。爱因斯坦和Physical Review的故事反映出,当时的学者习惯于由编辑或基金会负责人对论文稿件作出决定,还并不理解外部评审是一种更高级的系统。毕竟,有能够签名的知名编辑或项目领导在,作者为什么要去相信一个匿名审稿人的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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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评议的危机?

今天,同行评议已经是学术出版和基金申请不可或缺的部分。不过,很少人有人认为这已经达到尽善尽美。很多人依然对同行评议期刊表示失望,指出其中的缺陷或者欺骗性内容。还有人抱怨同行评议系统更青睐那些已确立的思想和制度,对学术创新有着抑制作用。

2014年,作为PLOS (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 联合创始人的Michael Eisen表示,无论学者还是其他人都应该摒弃那种观念,即“期刊只要经过同行评议,其发表的科学工作就是对的。因为这意味着有几个人 (1-4) 已经通读过其内容,并且没有看到严重问题。”

当前同行评议系统中的另一个缺点是,审稿工作对于审稿人的教职和晋升没有帮助。学者们工作负担很重,缺乏动机去写长篇仔细具体的审稿报告,这超越了他们作为科学好公民的基本义务。

向线上出版和阅读转移也许是改变这一问题的可行办法,这将允许那些阅读过论文的学者发表自己的评论。长久以来,物理学者们都依靠非同行评议预印本网站 arXiv.org来查找学科领域内的最新出版物,尽管一篇文章只出现在arXiv上,而从未在期刊上发表似乎是有点问题的。

其实有些期刊已经对同行评议系统作出了实验性的改变。比如开放获取期刊PLOS One,要求其审稿人只判断论文内容的科学质量,而不要考虑该工作的重要性或者影响。这种策略背后的根据在于,科学工作者们自然会在文章发表后去判断哪些是最具重要性的。另一个期刊eLife,让审稿人和编辑充分交流,并达成对一篇论文的一致意见。而不是给作者发几份可能意见相左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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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界考虑同行评议的未来时,也许探讨其过去会有所帮助。我们常说审稿过程从牛顿那个时代开始就一直是科学范畴内稳定而未曾改变的部分,但同行评议的故事比我们以为得更加短暂,也更为复杂,而且饱受批评。早在1845年,学术评审就被形容为“充满忌妒、憎恨、恶毒,毫无善意”。所以,对于审稿人无用也好,偏见也罢之类的抱怨,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

我们还应该认识到,评审过程的出现,起初并不是为了检查欺骗,保证科学研究的精确性。Whewell当初认为评审报告应该激励学术讨论,学术学会应通过评审来保证不会有什么太尴尬的内容被印刷出来。作者是要对其论文的内容负责的,而并非审稿人。直到20世纪,人们才逐渐认为审稿人应该对科学文献的质量负责,冷战之后大家也才觉得只有通过同行评议的文章才算是正当合理的学术内容。

同行评议在学术界中的角色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形式和目的会根据学者们的实际需求发生变化——研究内容对于学术圈是否可信,对于科学文献的质量能否提升,或者确保资助人的钱是否得到了妥善的安排等等。如果学者们希望改变同行评议的未来,那么一定要明确他们所期望实现的目的,以及这一目的是否能通过两位或多位审稿人的报告得以实现。

原文链接:

http://physicstoday.scitation.org/doi/10.1063/PT.3.3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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