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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地度过一生”,不仅是李泽厚晚年的自我断言,也是所有的晚年访谈中留给读者的印象。李泽厚喜欢独处,从来不过生日,每次回国还给自己定了一条“三不”原则:可以吃饭不可以开会;可以座谈不可以讲演;可以采访、照相,不可以上电视。尽管平时寡言少语,一旦涉及原则性观点,李泽厚却是寸步不让,即使好友也不留情面。

在对待生与死的问题上,李泽厚早就做过一番彻底的思考。李泽厚说,自己的父母都在四十岁之前去世,能活到这个岁数觉得是种偶然。他还曾在家中摆放一个骷髅,来提醒自己随时迎接死亡。晚年的李泽厚遵循着他所说的“四个静悄悄”:静悄悄地写,静悄悄地读,静悄悄地活,静悄悄地死。假使自己病重,也不报知亲朋好友,以免带来牵挂,“如不健康,不如早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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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李(泽厚)先生《伦理学新说》序修改稿,应该是先生最后的手迹。”(马群林语)

九十岁之际被问及人生感悟,李泽厚说了四个字:“至今未悟。”他最欣赏的是陶渊明的生活境界,努力做到“宠辱不惊,去留无意,但观热闹,何必住心”。

李泽厚的这些所思所想,大量流露在马群林与李泽厚的对话之中。在李泽厚晚年的交往中,马群林是和他联系最为密切的人之一。即将出版的《人生小纪:与李泽厚的虚拟对话》,展现了李先生一生的学思之路,许多内容是马群林这些年在与李先生的交往中掌握的。

马群林向新京报记者表示,李泽厚先生生前对此书非常重视,在序文中认为“是可以作为我的学术传记来阅看的”,并在最近几个月多次询问该书的出版进展。“原定10月底见书,如今书稿尚未付梓,哲人已逝,悲痛不已!”李泽厚在序言中写道:“我已年过九十,心脑俱衰,本该匿声,却来写序,而往事依稀,徒增怅惘,如今只欠呜呼,可伤也矣。”而李泽厚先生最后的心愿也提及,希望《人生小纪》能顺利出版。

经马群林先生授权,特此刊发《人生小纪:与李泽厚的虚拟对话》的部分章节以作纪念。

对话|李泽厚、马群林

摘编|李永博

下文经授权摘录自《人生小纪:与李泽厚的虚拟对话》,马群林编撰,南京大学出版社,预计于12月正式出版。本文插图均由编撰者提供。

1

唯一能用的只有脑袋了

马群林(以下简称“马”):我感觉您的心态很好、很年轻。

李泽厚(以下简称“李”):我已经老了,做不了很多事了,现在看一会书眼睛都疼,总之是绝对不行了。

马:眼睛老花?

李:是青光眼和黄斑裂孔,分别在左右眼,两个眼睛都不行了。看书坚持不

到半小时。

马:但还是很有神采。

李:我在六十几岁的时候,还不错,头发比较黑,面貌也跟现在不一样,现在眼睛已经失神了。

马:在美国还看什么书吗?

李:现在的书和报纸都看得很少。这个干一点,那个干一点,加起来的事情就多了。

马:写作用电脑?

李:还是用手写,电脑就是看看一些新闻、信件。

马:也使用微信?

李:我过去一直没有手机,近几年才用,也学会了用微信,很便捷,现在与外界联系、通话,也多用它。

马:与您通话,感觉您声音还很清亮,精神很好,思维敏捷,反应也很快,完全不像近九旬老人。

李:不行了,现在自己唯一能用的只有脑袋,除记忆力外,其他还好,还能写和讲,还可以在口头辩论中打败一些年轻学人,我跟人家辩论都赢了,很高兴,我抓住他的弱点拼命进攻,哈哈……

马:现在的生活和身体状况如何?大家很关心。

李:我是自由之身,自己打出天下,无求于人,非常独立。我很满意。我经济上安排得很好,钱用不完,根本不依赖孩子,精神也非常好。我从美国回来,坐商务舱,自己掏钱。我还买了一些基金投资。

现在身体是每况愈下。我的心脏在美国做过插管的冠状动脉造影。有问题,但不严重。还有一个问题,美国的医生都没有查出来,诊断不出来到底什么毛病,是心脏胸闷,相当典型的闷,而且发展到背部,只要运动量大一点,上楼,再拿点东西肯定就不行了。有的时候很奇怪,散步走快点时间长点肯定心脏有反映,有时候坐着不动它也有反映。我现在有几个病都搞不清楚。每晚必服安眠药,愈来愈多。整天是昏昏沉沉的,但脾胃也还可以,但其他方面已不行了,近两年尤甚。

马:平常怎么锻炼身体?

李:就是散步。现在越来越不行了,老了,这是实践证明的,原来我能走的距离和我前三年、五年距离明显缩短了很多。步子很慢,所以有的朋友笑我,你这等于没走。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越来越不想走,腿没劲了,最近已停止了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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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

2

最多是一个“狷者”

马:您家离刘再复先生家远吗?

李:很近,走路就几分钟,可以常常见面。

马:刘再复先生有一段话:“历史把我们抛到一起,抛到落基山下的一个叫做博尔德(Boulder)的小城里,让我们可以常常一起散步,一起沐浴高原的灿烂阳光,一起领略人间精彩的智慧。真理多么美呵,智慧多么美呵,我常独自感叹。如果不是漂流到海外,如果不是离李泽厚先生这么近,我真不知道他除了具有天份之外,还如此‘手不释卷’,如此勤奋。也不知道他除了对哲学、思想史、美学、文学深有研究之外,还对古今中外的历史学、伦理学、政治学、教育学具有如此深刻的见解。这才使我明白哲学家对世界、对人生见解的深度来自他们涉猎的广度。李泽厚用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阅读,只用百分之十的时间写作……”(《李泽厚美学概论》序)

李:我一辈子就只跟书本打交道。

马:刘再复先生还谈到您的性格:“李泽厚是一个性格特异的人,一个手不释卷的人,一个整天活在‘思想’中的人,一个极善于思考却极不善于交往的人,一个内心极为丰富但表达时却近乎‘刚毅木讷’的人,一个只会讨论问题而不会聊天(或不喜欢闲聊)的人,一个只‘思索上帝’但绝不‘接受上帝’的人,一个喜欢喝酒、喜欢‘美食’却从不进入厨房、一辈子也未曾煎过一个鸡蛋的人,一个勤于思精于思却不爱体力劳动的人。我还可以说他是一个知识很多、朋友很少的人,一个哲学、历史、美学、文学都‘很通’但人情世故却很‘不通’的人,一个能够把握‘时代’脉搏而往往不识‘时务’也绝不追赶‘时髦’的人。他的性格实在是很‘孤僻’的。他除了喜好喝酒之外,还喜好旅游与散步。旅游时喜欢追寻文化遗迹,并不热衷‘自然风光’。除了下雪与酷热,他几乎天天都散步,每星期还去游泳一次,冬天可以在寒冷的游泳池里游泡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在高温的‘桑拿浴’里也很经得住煎熬。他每天都喝一点酒,可惜无人奉陪,真的是‘独酌无相亲’。”(《刘再复答《博客天下》卜昌炯先生》,2014年6月9日)

李:说我“性格特异”的,已有好多人了。是好是坏,我也不清楚。

马:想起曾看过的一张照片,您怀抱两个酒瓶子,其中一个是茅台酒瓶,手里还高举一个不知是酒瓶还是酒杯的东西,人喝得有点歪。自题“小酒鬼一个”。哈哈……,我发现您这一代学人中,能喝酒的真不少。您的酒量不小吧?(笑)

李:现在不敢说了。年轻时一斤酒根本不在话下。那时我喝酒经常是一个人。有一次在北海喝酒,喝得晕晕乎乎的。没醉,微醺,感觉飘飘然,那心情非常愉快。北海那时十点才静园。很晚了,我就睡在那个栏杆的外面,我现在印象很深,有个老头就走过来,他怕我自杀,规劝了很多。(笑)我极少醉,连灌都很困难,我倒灌醉过很多人。

八十年代初,在夏威夷“朱熹国际学术会议”上,我与傅伟勋一见如故,痛饮畅叙,弄到过半夜方休。第二天我昏昏然走上讲台,他却根本没与会,睡大觉去了。从那以后,我们几乎是每聚必饮,每饮必醉或半醉。伟勋酒量并不大,却特别喜欢闹酒,尤其人多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他闹。还有一次印象较深,1986年在北海仿膳,汤一介、庞朴、孙长江、王守常、李中华、魏常海、鲁军等人参加,我与孙等几人互相用碗赌白酒,那种很烈的,一口干,痛饮畅叙,豪谈阔论。这次我喝得太多,醉醺醺地回家了。

马:哈哈,没想到您还有如此豪放的一面,真乃性情中人!刘再复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讲,一次开车去科罗拉多Grand Junction,您以一百多公里时速在高速公路上狂奔四百余里,把其他人远远甩在后面。

李:我很高兴,在我这一辈的国内学人中,恐怕能开车能享受在高速公路奔驰的人大概不多。

马:有篇报道讲,在学生们的印象中,您是个很好玩的人。“他年龄比我们大,但说话非常平等,一起玩、一起喝酒、一起骑马。人也很豪爽,有时他可能找二三十个人一起吃饭,都是他来埋单。”还讲一事,您有次回国小住,提出要去蹦极,让赵汀阳打电话去问,被对方堵回来了,以为遇到了神经病,因为那时您已经70岁了。(笑)

李:我很喜欢剧烈运动,骑马、冲浪、蹦极,可惜年轻时候没有条件。记得在密歇根,有一次,我随着音乐跳迪斯科,一阵子突然获得场内一片掌声,大概我的步子与音乐非常一致,入了迷,自己还加了些非常和谐的小步子,到了一种非常好的境界。(笑)无论读书或写文章,我都非常重视单位时间内的效率,从不苦读苦写、苦思冥想。写不出干脆去玩,我常说玩得好就写得好。可惜我玩得并不好,所以写得也并不好。现在老了,不能玩了,也就不写了。因为写本身不是玩。至少我是如此,别人可能以写为玩。我不行,写文章毕竟还是苦事情。

马:赵士林教授讲,做学生时,他没少去您家蹭饭,有时还与您一起出去喝酒,喝醉了两人互相搀扶着往回走。他说那时对您都是“直呼其名”。哈哈……,以现在标准衡量,这哪像师生关系啊,完全乱了“规矩”。(笑)

李:我不在乎这些小节。

马:看来您确实与众不同。您的同辈人周来祥先生说:“李泽厚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不大奉承人,不大巴结人,但也不苛求于人,不注意小事,与人相处友善而真诚。”何新先生说您:“平生为人不拘小节,乐于助人”,“知世而不世故,明察而不刻薄,好学深思,求智求仁。”

李: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常被人算计、欺负。

马:您讲过,自己是一个“狷者”。

李:我一生谈不上“中庸之道”,也不算是进取的“狂者”,最多不过是“有所不为”的“狷者”罢了。我尝自省,这一生也算温良恭俭,以让为先,兢兢业业,但直道而行;虽然缺点很多,但从不敢心存不良,惹是生非。只由于性格孤僻,不好交往,便得罪了不少人。而一辈子没权没势,从少到老,总被人无端欺侮,有时生一肚皮气也毫无办法。但由此反而索性横下心来,我行我素,既知人事难酬,玲珑不易,只好更加关起门来,自成一统,“遗世独立”,感叹“运交华盖欲何求”。

说也奇怪,我在理论和实际上一贯强调历史主义,但另方面,也许仍是受鲁迅的影响,我又非常注意人们的处世、为人。在我所认识的人中,我一直非常尊敬、赞佩和更为亲近那些或勤勤恳恳、老实本分,或铮铮风骨、见义勇为的人,尽管他们非常普通,既非才华盖世,又未显赫于时,可说是“名不称焉”吧,但他们比那些经营得巧名重一时的“俊杰”老翁,或左右逢源聪明圆滑的时髦青年,总要使我觉得可爱可信得多。中国古人有言说,“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可惜这点点“伦理主义”在近几代(不能只指责青年一代,还有“俊杰”老翁)中国知识分子好些人中,似乎在不同程度上被忽视被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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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李泽厚修改的对话手稿。

3

一辈子都在孤独中度过

马:您说过“实惠的人生我并不羡慕”,理想的人生或者说你最想过的人生是什么?

李:虽然孤独和寂寞,但我也不觉得不幸福,现在能活着就不错了。那么多政治磨难都逃过来了。每个时代都有局限性。理想的人生我是看不到了,但生活

还是要有一些责任感为好,享受并不最快乐。

马:有没有想过抱孙子?

李:没有。这比较特殊些,是个性问题。我不相信什么传宗接代,我这辈子见不到孙子都没关系,我不重视这些。

马:有没有特别脆弱的时候?

李:我不认为自己是强悍的人,但也还不那么脆弱,不然早死了。我想得开,很多事无所谓。

马:您的学生许多已是当今著名学者、教授,赵汀阳还是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院士),他们来美国看过您吗?

李:赵士林来过,当时他在加拿大。我没有学生,都是名义上的。我回国到北京他们都不来看我,当然这完全不能怪他们,我也不通知人家。他们做学生时,我就跟他们说,过年不要到我这里拜年,因为我从来不跟任何人拜年,几十年来一直是这样。

马:您旅居美国已近三十年了,为何仍不入美国籍?

李:要入美籍很容易,但过不了这心理关,不能成为美国公民。拿中国护照心理上比较舒坦些。当然,有时也比较麻烦。记得有一次跟刘再复到奥地利开会,提前三个月就申请,到了最后一天,还得请奥地利外交部帮忙,才搞好落地签证。

马:您的学说倡导“乐感”,但自己却很孤独。

李:我这一辈子都在孤独中度过,不孤独的时候少。

马:所以,您一直不喜欢与人打交道?

李:人本是社交动物,有社交的本能和欲望,但我的个性就是比较孤僻,不爱倾诉,不爱与人交往。包括在美国散步,也喜欢一个人,不让太太陪。我从小就见不得生人,见人就往后躲,这就是个性,个性的偶然性,没法改。我的人际关系不好,没什么人缘。我在香港一年,离开后没跟任何人打电话联系过。当然,别人打电话我是接的。有人认为我很傲慢,其实我是没事就不联系。我从来不主动去拜访人,连打电话问候也不会。我喜欢独处,即使是非常熟悉的人,整天在一起,搞几天我就烦,就要独处。我这个人讲话也比较随便,常常冲口而出,那也不行。

我还有三个先天性毛病,与不喜欢跟人交往的个性恶性循环:一是记不住面孔;二是记不住声音,别人打电话我总要问“哪位”。有次包括我儿子,所以他现在总是先报上名来;三是记不住路。(笑)

马:我读到过一个细节,一位记者采访您,说采访稿有一个地方应该修改一下,您就将笔递给他,让他改。这位记者说他感到很惊讶,也很感动!

李:只要说的有道理,对的,我都会接受,不管是谁讲的,这很正常嘛。

马:但另一面,您又很固执,坚持已见。(笑)

李:我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上,我不会刻意去讨好谁、迁就谁,不管在学术上还是在其他方面,这是我的性格。所以虽然“腹背受责”,但“我自岿然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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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的李泽厚。

4

从未有失落感

马:您希望有更多年轻人来阅读您的作品吗?

李:当然了,因为我的一些东西一直遭到误解,希望多些人看,了解得更多一些。但我不抱这种奢望,愿意看的就看,这不是我能左右的。特别是现代社会更加多元化、专业化,很多人根本不会看,很难强求。不可能、也不必要回到八十年代那种盛况。

马:您在八十年代有巨大影响力,1992年出国以后这种影响力在逐渐减弱,有没有失落感呀?

李:哈,从过去至今几十年来,我就从未感到过得意,从而也就从无失落感,所以能活到今天。我不在乎那个东西。在美国,我没有什么名气。即使在国内,我也从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从心里就平等待人了。人贵有自知之明,认识到自己只有那么一点点力量就会专注于自己能做到的事。我始终就是个普通老百姓嘛。但大概由于不喜往来,人们可能并不感觉这一点。我在美国基本上什么会也不参加,也不习惯主动跟人来往,过的是非常平静、非常单调、非常寂寞的退休生活。

马:如何评价自己?觉得历史将会如何看待您?

李:我从来不评价自己,评价留待他人或后人,不管别人说我是或不是都无所谓。现在快死了,更无所谓了。

马:我感觉您对自己提出的那套理论、学说,还是满自信的?(笑)

李:当然。否则就不会去搞了。概括说来,我先后写了 “思想史三论”(“巫史传统说”应该在“古代”内)、“美学三书”、“哲学三纲要”、“伦理学三说”,加上《论语今读》一本,当然还有本“康德书”和对谈与访谈等,“4×3+3 = 15”,多乎哉,不多也;少乎哉,亦不少,如此人生,而已而已。我的哲学简单用一句话说,就是要以“人活着”(中国传统的“生生”)来替代或超越海德格尔及西方传统的Being。对我的东西的现在,很悲观,但对将来,我非常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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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李泽厚修改的对话手稿。

5

书里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至今未被重视

马:您这个“4×3+3 = 15”的概括非常有意思!我还想问的是:在这“15”里,您比较满意的是哪一本或哪几本?

李:若讲比较满意的话,应是湖南岳麓书社“当代湖湘伦理学文库”中的《李泽厚集》(即《伦理学新说述要》增补本,2021年),算是我的心理主义的伦理学小结,其中包含告别任何政治宗教等论点。当然,就我全部论著来说,《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和《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两书可与这本《李泽厚集》并列。其他一些论著和各种对话之类,就不列举了。

马:您只列举了三本,难道您那本最负盛名的《美的历程》还列不进去?(笑)

李:当然排不上。

马:我发现一个现象:相比您极盛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和国外学术界对您的关注、研究似乎更多了起来,有关您的学术研讨会开了好几次,研究专著出版了多部,研究论文也屡屡刊发,博士、硕士论文也不少。所以,我相信,您的原创性思想系统是不会被漠视的,未来,或许还会有“重新发现李泽厚”“回归李泽厚”这样的情况出现。(笑)

李:我的文章论著,从美学到哲学到伦理学,从思想史到“告别革命”,大都曾遭到各种狠厉攻击。“一生如此,至老犹然;颇为感慨,却不伤心。”我不太爱说狂言,不过现在想说一句:我那些书里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被人认真注意。没发现也没关系,迟早会被注意到;如果一直没有,那就算了。但真理早晚有人发现,科学上不常有重新发现的事情吗。朱熹死的时候,他还是“伪学”,不让人去告别嘛;王阳明死后四十年,他的书才让出版。王船山更是被埋没了几百年。

马:生前名和身后名?

李:倒不是名利问题,那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许多时候真理不大容易被人们接受,或害怕接受。我多次说过,包括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开始也受到当时的大物理学家的反对和指责。康德也如此。我坚持我的哲学,倒也从不怕任何挑战,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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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

6

还有几个题目没做

马:还有什么新著问世?

李:前面不是讲过,“文革”中拟过九个研究提纲,可惜现在只完成了五六个。虽然还有一些东西想写,但身体不行,正式文章也写不成了,最多只能聊聊天。我这一辈子是纯粹单干,一直没有任何助手和帮手。为核对一条小材料,查出处、翻书刊、跑图书馆等等,都得靠自己。现在没法做了。

说来题目还有好几个。例如,写一本《新大同书》。原来是想在总结百年思想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基础上,提出对未来的展望。这未来既指中国,也指世界。我似乎在无意识地重走康德晚年和马克思晚年的脚步。康德晚年写了永久和平论等著作,盼望人类远景。马克思晚年写了大量关于人类学的历史笔记。这说来会被人笑骂,我居然还想重提作为儒家宗教性道德的大同理想。当然这不是作任何具体的设想或设计,而只是借用一下康有为的书名。我似乎与康有为有缘,第一篇思想史论文就是《论康有为的“大同书”》。当然,我现在对康的评价也不像以前那么高了,如同对马克思的评价一样。

马:刘再复先生多次提及,你们还有一本待整理出版的对话录《回归古典》,这本书什么时候可以出版?

李:不会有了。国内“尊孔读经”的复古思潮会如此甚嚣尘上,在此情况下,“返回古典”很可能会被开倒车的国粹派所利用,所以就不再多讲了。

马:真遗憾!您说的“返回古典”是什么意思?

李:我们所谓“返回古典”是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之上,不要现代性的古典是种倒退。“回归古典”就是重新探求和确立人的价值。西方社会发展到现在的确是有很多问题。但中国和西方相比,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仍然需要理性启蒙。在这个基础之上跟传统结合,返回古典,这才可能开创新的东西,将来对全世界做出贡献。这是我一直讲的“西体中用”,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坚持这些东西。二十多年前,我提出过希望有“第二次文艺复兴”。第一次文艺复兴是回归希腊,把人从神学、上帝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然后引发了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等,理性主义、个人主义盛行,也导致今日后现代的全面解构。

我希望第二次文艺复兴将回归原典儒学,把人从机器(高科技机器和各种社会机器)的束缚下解放出来,重新确认和界定人是目的,发掘和发展个性才能。由“道始于情”而以国际和谐、人际和谐、宗教和谐、民族和谐、天人和谐、身心和谐为标的,使人类走向光明的未来。这就是“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但这又仍然需要人类自身的努力奋斗。

7

去留无意

马:您欣赏谁的生活境界?

李:喜欢陶渊明的。

马:您曾讲过“四个静悄悄”,哪四个?

李:一是“静悄悄地写”——一生从没报过什么计划、项目、课题,出书或发表文章之前从不对人说。当然,这只是我的个性,我不反对别人炒作、宣传、上电视。至于报项目,有资助,那更不是坏事。二是“静悄悄地读”——我的书没有炒作,不许宣扬,书评也极少,批判倒是多。但我有一群静悄悄的认真的读者,这是我最高兴的。有人跟我说过,我在八十年代的读者,主要还是在大学里面,现在是逐渐走向社会,一般的青年啊、干部啊、教员啊、企业家啊、媒体人啊、军人啊,都愿意看。他们有的还来看我,也有提问题讨论的。倒是那些名流不读我的书,或者是读了不屑一提吧。

马:另外两个呢?

李:“静悄悄地活”——近十几年,我的“三可三不可”原则基本上执行了。

还有就是,“静悄悄地死”——我死的时候除了家里人,没人会知道。我说过,对弟、妹,病重也不报,报病重有什么意思?牵累别人挂念,干吗?静悄悄地健康地活好,然后静悄悄地迅速地死掉。当然,这也纯属个性,我非常欣赏、赞同别人热热闹闹地活着、死去。

马:您的“三可三不可”原则是什么?

李:每次回国,媒体的采访邀请很多,但我能回避就回避。2002年我定了个“三不”原则:可以吃饭不可以开会;可以座谈不可以讲演;可以采访、照相,不可以上电视。因为后者太正式,前者都属聊天,愿意聊什么就聊什么,随意得很。至于上电视,我想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这些年来,我这三点执行得很好。

这里要插一句,照相我是来者不拒,所以我和很多我根本不认识的人都照过相。以后如用照片来说和我认识甚至很熟等等,就完全不符事实,应在此声明一下。

韩、日国家级电视台、凤凰卫视与某些地方电视台和中央某台找到我上节目,甚至不用访谈只要同到南方游览他们跟拍就成。我感谢他们的好意,但我都拒绝

了。

马:您刚才说不喜欢讲演?

李:我一辈子讲演没有超过五十场吧。讲课是要传授知识,演讲除了发表见解外,还要有创意,我讲不出来。但这主要是个性问题,江山易改,本性难移。1982年,哈佛的史华兹曾同时写信邀请我去,也是Luce基金,我因答应林毓生在前,人要守信,就婉谢了,尽管哈佛名气大。史华慈是美国数一数二的汉学大家。我和史华滋有过一些重要的交往,他多次要我去哈佛。以后还有不少名校和一些场合、会议用高价请我讲演或作Keynote Speech(主旨演讲),我都婉谢了。

马:据我所知,唯一的一次“触电”,应是2014年参加凤凰网、岳麓书院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主办的“致敬国学——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启动仪式。凤凰台著名主持人许戈辉在介绍嘉宾时,特别说道:“过去十多年,曾多次与李泽厚先生邀约采访,但都被拒绝,这次李泽厚先生‘为大义而食言’,拨冗出席会议,足见本次活动的重要性。”

李:乃勉强参加,只呆了十来分钟,开幕式未完就走了。当时我便说过,“乡情难却,偶一为之”。我多次谢绝了许戈辉的“名人面对面”的专栏釆访。

马:2018年李辉先生给我微信:“央视的朗读者栏目请我推荐几个人,我推荐了李泽厚先生,请他谈《美的历程》等,朗读他喜欢的文章,如序言。美国他们有摄制组,请问李先生,能否拨冗参加,拍摄时间不长。这里许多人都期盼见到他的身影和朗读。”我转给您,希望能破例一下,但也被您回绝了。

李:谢谢辉兄的好意。但人应能自知自爱,已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了,我喜欢静悄悄,作为一个老人,静悄悄地消失掉就行了。

马:如秋叶之静美!哪一天读者突然想起您来,却听不见您的声音了,就证明您是消失了。再回首已是百年身……(笑)

李:哎,就是这样,我比较欣赏这种。我现在努力做到宠辱不惊,去留无意,但观热闹,何必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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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

8

至今未悟

马:如何面对死亡?记得您八十岁接受采访时说,打算死后把脑袋冷冻起来,几百年之后用来证明自己的“积淀说”——这很特异,也似乎令许多人无法理解。(笑)

李:哈哈,若能证明文化影响大脑,我觉得比我所有书加起来意义都要大。这事我已办了相关手续,但最终能否搞成就难说了。(笑)我从不讳言死,这么老了,尽管也可惜还有好些事情远未做完,但总会有人来做的。在国内有一段时间我在家里摆了个真的骷髅头,用骷髅来提醒自己随时迎接死亡。我的父母都死于四十岁以前,我估计我只能活六十岁,我能活到现在这个岁数,自己根本没有想到。这也是一种偶然、侥幸。这听起来好像不好听,但是事实。

我跟太太结婚的时候就讲,可能说不定我哪天就要死掉了——那时候是开玩笑嘛,现在死亡对我来说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今天我见到你,明天也许见不到了。我曾经说过我要死的话,最好是心脏病发,没有痛苦就死掉。其实我怕的是痛,不是死。但同时我也是养生一族,人都想活,这是动物性的本能,那么就要健康地活着,快乐地活着。活百岁的人现在确实不少,但并非每个人都能够,而且多活那几年,如不健康,不如早死。

我2010年写了十六个字:“四星高照,生活无聊;七情渐消,天涯终老”。

马:有没有落叶归根的愿望?

李:从来没有。如果你是说一定要死在中国才叫叶落归根,我没这愿望。死在哪里都无所谓,我还讲过,也许飞机失事最好,因为基本无肉体痛苦,精神紧张也是极短时间,那就更不知道死在哪里了。飞机失事的唯一缺点是可能成为一条新闻。(笑)

马:您七十岁、八十岁时,虽有不少热心人张罗,但您却拒绝过生日。

李:人家要给我搞活动,我统统拒绝。刘再复非常好意,讲了好多次。还有纽约的朋友,说是借这次机会来东部来开个学术讨论会,邀几个朋友,当然不是大型的,小型的、中型的都可以。我也拒绝,我讲你们开吧,反正我不来,那当然就开不成了。我不参加对自己的祝寿活动,但愿意参加,也很欣赏别人的祝寿活动。

马:明年是您的九十寿辰,按中国的老话,叫鲐背之年,应该过一下生日吧?

李:我已婉谢了一些人预贺九十寿辰的好意。生日当天,如平常一样,独自餐饮,多喝了两杯路易十三。九十岁时,仍将如此。我一生最讨厌虚伪,过生日总要听些活一百多岁之类的话,听一些真诚的假话很难受。

马:最后想问一个问题:作为跨世纪的九旬老人,能否谈谈人生感悟?

李:至今未悟。

马:哈哈……

李:当今要说“悟”,在此艰难时日里,还是孟老夫子的“三不”吧:“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马:这次谈了这么多,真是辛苦先生了,非常感谢!

李:不客气。

对话|李泽厚、马群林;

摘编|李永博;

编辑|走走。导语校对: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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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论文怎么样保存到手机相册(怎么样把百度上的视频保存在手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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